疫情之下的海外中国留学生正过着一种被割裂的生活。

来源: 中国教育学堂   |  作者: 李天   |  发布时间: 2020-02-14

  相较于疫情肆虐的中国大陆,大洋彼岸的欧洲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避难所”。截至2月13日17时,全欧确诊新冠肺炎46例,德国16例,法国11例,英国9例。当他们在国内的家人还在承受物资的短缺和出行限制、随时都面临着被感染的风险时,这里的物资完备,居民出行尚未受限。

  但在这所谓的“桃源乡”,歧视的“病毒”正在蔓延。根据卫报的报道,亚裔面孔正因为新冠病毒遭受隐性歧视:公交和地铁上,有的人不愿意坐在他们身边;图书馆里的人拒绝和他们坐在一起。谢菲尔德甚至出现了女留学生因为戴口罩被袭击的新闻。

  2月3日,一位记者在Channel 4(英国第四电视台)的采访中说,她在社交媒体征集新冠疫情后华人遭受种族歧视的线索,两天就收到了一百多条回复。有人提到他们在地铁上想要抓住扶手,结果被人推开,被人指责携带了新冠病毒。

(图片来源:Channel 4-英国第四电视台)

  歧视真的在发生吗?华人留学生在海外的生活产生了什么变化?他们又是如何看待席卷家乡的这场“灾难”?凤凰网文创频道独家对话三位留学生,谈谈疫情对他们的影响。

  1、Luna,26岁,湖北武汉,英国格拉斯哥,公共卫生专业博士在读

  回到英国之后,我一直生活在不受控制的恐慌和焦虑之中。

  2019年圣诞节,我像往常一样回了一次武汉,见朋友、聚餐、去了很多地方旅游。一月初我回到英国,国内的疫情突然就爆发了。我偏偏又感冒了,第二天我联系了医生,接受了核酸检测,并开始居家隔离。

  英国整个检测的过程非常完善,我先电话联系了GP(General Practitioner,全科医师),现在英国直接联系NHS(National Health Service,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就可以了,然后NHS联系我询问情况,帮我挂号到医院,医院的医生联系我先做初步评估,通知我去做检测。

  这家医院准备了一个房间给我做检查,在我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步行去了这家邻近的医院。在医院外,我被医生接进医院内并做好了防护,检查血氧等并取样。由于情况轻微,我被通知可以回家隔离。在这期间,医生每天上午下午打电话询问我的病情进展。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离开时是医生带着我从后门走的。最后出门的时候。医生说他要把口罩摘下来,让我离他稍微远一点,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

  我问他为什么要把口罩摘下来?他说因为他穿着白大褂、还戴着口罩,我又是一个中国人,我们一起从一个传染科的大门走出来,如果外面有记者的话,他们会把它拍下来,然后做成新闻热点。

(英国“超级传播者”朋友的诊所被封锁并消毒)

  在英国,戴口罩说明情况非常危险,大家都会注意到。为了保护我的隐私。医生会把口罩摘下来。虽然那个时候我还算是一个疑似病例,但在出门的那一会儿,他不希望就因为这个事情,打扰到我的隐私。

  我当时觉得,天哪,他想得也太周到了吧!然后他说,如果我想戴口罩也可以,但是示意用围巾这样挡一下。然后我用围巾围住了脸,低着头,从后门的小路离开了医院。

  从取样到送去伦敦出结果,整个过程在24小时以内。我做的项目比较多,晚了几个小时,但还是很快。伦敦那边出结果之后立刻电话通知了医生,并且给医生发了检测报告的初版。医生立刻电话通知了我,后来在我复诊的时候给我了打印的最终报告。

  说实话,看到他们这么好的条件,再对比一下武汉,我感到很沉重。

  等待结果的那几天非常痛苦,我开始咳嗽。体温计坏了,我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发烧,在网上查了一些病例描述,发现有些轻症病人会在一周后出现呼吸衰竭等症状,要靠意志力挺过来。

  我当时做过理性分析:我病情不严重,就算感染也是轻症,不会有生命危险,也不会太难受,但我在心理上还是很崩溃——

  当时英国还没有病例,我如果病了肯定是首例,一定会上新闻。大家会知道一个非常详细的故事:我去了哪里,接触了谁,传染给了谁。媒体会考虑患者的隐私,但我身边的人一看就知道是我,甚至我的真名也会被挖出来……

  我忍不住想到非典时候,那个被人叫做“毒王”的超级传染者,这是一个很有歧视意味的词。我有可能也会被叫做“毒王”,十年、二十年之后,还有人会把我的故事翻出来……他们可能会有很难听的话攻击我、攻击武汉人。可能没人仔细去想,我当时并不知情。

(网传英国“超级传播者”被隔离的伦敦医院)

  我努力收拾情绪,一个个联系过去和我有亲密接触的朋友,告诉他们这个情况。某个曾经收留过我的朋友和室友关系不好,因为这个事情室友爆发了对她的责怪。

  甚至在我阴性的结果出来之后,他们仍然对她很不友好,并且对我声称接到电话通知表示怀疑,这个冲突的发生对她的情绪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和我打电话的时候,她崩溃大哭。

  隔离是一件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非常非常麻烦的事。社交全部取消,吃喝也成问题,我的室友不得不搬到Airbnb(民宿)去住。那天是除夕夜,她很崩溃,打电话给家人说自己很想他们。这件事我后来才知道。

  还在等结果的时候,一个朋友给我送体温计,我让他放在门外就走,但他一定要见面和我聊天,我就和他在空旷的室外聊了一下。这对当时情绪崩溃的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我很感激他。

  尽管检测结果是阴性,但我的导师和同事还是希望我在家再多待一两周。我心里觉得很委屈,复诊的时候和医生提到了这个情况,他表示这很无理,专门为我写了一封担保信,说我没有任何传染病,没有理由让我不去工作。

(医生出具的担保信,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但我还是没去学校,当时的确有点不舒服。我是想给双方一个台阶下,毕竟他们平时都对我非常好,我相信他们也是考虑到我感冒的情况。

  我后来回去,大部分同事都还是很热情很关心我以及武汉的情况,但我能感觉到也有个别同事对我态度的不同。以前我们每次见面都会拥抱,这次他们却站得远远的,很警觉地对着我笑。

  人与人的悲欢并不相通。爸妈还在武汉,每天晚上我都要守着国内的疫情数字更新,我看到的不是数字,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微博上的那些细节太鲜活了:他喜欢吃什么,平时看什么剧,家里有几个小孩,妻子有没有被感染。

  每一天,凌晨三四点,和朋友们交流完当天看新闻的崩溃心情,互相安慰才能睡着。早上起来,看见身边的人还在过平常的生活,交通很便利,物资也没有短缺。他们关心的是博物馆的新展、讽刺脱欧的段子、什么时候下雪。

  我不能把悲伤表现出来,还要对着他们强颜欢笑。我会想,他们为什么能这么开心?但我也知道,这不是他们的错。

  他们怎么能想象,一个伦敦三倍大的城市,公共交通完全停止,很多超市都关门,里面的人过得是什么样的日子?

  我的一个同事听完我描述的情况后,很真诚地说:武汉人真的为了全世界的安全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段时间我一直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而心寒。听了这番感慨,在挂念身在武汉的亲人朋友们的同时,我备受安慰。

  2、Sura,27岁,内蒙古,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教育学博士在读 

  这次疫情拓宽了我对人类物种多样性的认识,真的,高学历里也有很多愚昧无知的人。逼得我天天在朋友圈分享财新网等专业媒体的深度报道。

  有个在英国工作了五六年的电子工程博士,是个“传奇”:因为经常随便带人参观公司被劝退,把自己的银行流水截图发500人大群炫耀自己有钱,企图通过买地拥有Lord头衔但被骗……

  他至今坚定地认为新冠病毒是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可能是因为自己虽然高知高薪,但并不用心去融入英国,也不想了解西方,所以人在国外,但反而深陷部分华人群体的阴谋论里。

  朋友圈里还有一个学过经济学的博士,每天都做疫情数字的表格,声称自己身为经济学家,可以断定疫情要过去了。大家都在悼念李医生的时候,他在朋友圈发了一串经济学理论。这时候都要秀人设,实在太恶心了。

  有些人并不是真的关心国人的安危,只是把疫情作为一个展示和发泄的借口。那些歧视的人也一样,平时就是普遍排外,正好遇到疫情爆发,一下就有正当理由讨厌中国人。

  我知道留学生在利兹曼城被路人喊Chinese virus(中国病毒),ITV(英国独立电视台)也播了:中国女人在地铁里被推,说她有“中国病毒”,儿子被高年级的学生霸凌,叫他滚回中国。

(图片来源:ITV-英国独立电视台)

  激进的民族主义“傻老哥”闹起来都一个样。脱欧当天,意大利记者在伦敦街头被脱欧分子骂。脱欧分子还烧欧盟旗子,他们并不能理解脱欧会带来失业和经济风险,这其实对他们中下层收入群体的影响最大。

  而且人家欧盟标准的旗子是防火的,“老哥”们烧不着,就很尴尬。

(图片来源:Mirror-英国《镜报》)

  英国官方和学校的防疫反应都很快。1月24日,武汉封城仅一天后,我就收到了学校宿舍发的防疫指南,有英语、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还附上了政府官方的疫情网站。两天之后,我们学院又发了详细的隔离和求助渠道信息。

(宿舍发的新冠疫情邮件内容,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我忍不住去想“如果”,但我也知道没有如果。我本来是很肯定我国基建和发展成果的,也不禁开始思考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是谁的“锅”?

  这场疫情改变了我看事情的角度,开始也觉得从武汉出逃的人太慌了,但后来看到医院那么难,封城带来那么多不便,延误物资调配,我就觉得前几天内蒙古第一个确诊的是从武汉一路开车到中俄边境那个人,是对的,人家在求生啊!为什么有的地方像在猎巫一样唾弃人家,但有的地方就给武汉人安排了住宿隔离?

  我爸最近都在上班,他抽烟、喝酒、熬夜,身体不是很好。我偶尔忍不住想,万一他感染了怎么办?我妈一直在家,她如果也被感染了,那多无辜?

  只要你关心国内的情况,就不可能幸免于惊慌失措,只不过湖北人、武汉人是数百倍在经历着。那些父母并不在疫区,对疫情认识不深,每天依旧开开心心的留学生,我觉得是幸运的。

  3、李小姐,25岁,天津,德国杜伊斯堡

  口罩在德国全面断货了,据说被中国人全部买空,德国人囤货不足。

  如果你感冒了,会被强制要求回家休息,不想你传染给其他同事。这里平时基本没有人戴口罩。在这里,只有离死不远的重症病人才会戴。

  我的生活一切如常,德国人不关心新冠疫情,之前《明镜周刊》把新冠病毒叫做“中国制造”,这件事在网上的热度高了一阵。但之后大家日子还是照样过,现在新闻的重点也已经转移到脱欧上了。

(《明镜周刊》杂志封面)

  我每天都会和父母聊疫情的事,也会看Youtube上的新闻频道,还有微博。但武汉那几条新闻看得我太伤心了,我就尽量不去看微博了。

  我最近在火车上见过一个中国留学生戴口罩。德国普遍不觉得新冠病毒是个事儿,他们仅有的几例基本都没什么病状。媒体说:与其害怕这个,不如去预防流感。

(德国埃森国际园艺及花卉展览会,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我也觉得新冠病毒的危险性被夸大了。根据报道,这个病毒的致死性还没有流感高。但大家太害怕了,一封城就有大批人往外跑。有些人只是普通感冒,跑去发热门诊,结果被感染,强制隔离。后续的治疗护理跟不上,反而更严重了。

  如果刚开始信息就能公开透明,把所有情况都告诉大家,或许现在的武汉不会这么灾难。

  后记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里写道:“大规模的传染性流行病不仅是一个医学事件,而且被当作是一个文学事件,一个道德事件。”

  新冠病毒和由此引起的歧视现象相比,哪一个更可怕?身体的病痛和心灵的二次创伤,哪一个更难修复?这都是当下我们作为普通人值得去思考的问题。

  当然,在歧视的“病毒”面前,我们也看到了光亮——

  2月1日,剑桥举行了“中国新年许愿树”活动,“我们收到来自不同国籍、不同背景市民的许愿卡,大多人的愿望都是给中国加油,希望疫情早日过去”。

  2月2日,意大利中意青年联合会在佛罗伦萨街头发起了一项行为艺术:一位华人青年蒙眼站在路边,身边立着一个白色纸牌,上面写着:“我不是病毒,我是人类!不要对我有歧视!”很多意大利人上前给了他拥抱,并帮他摘下口罩。

  2月4日,纽卡斯特大学发出了一封公开信,里面提到:“如果你遇到了骚扰,或是目睹有同伴被骚扰,请联系casework@cl.ac.uk进行举报。”

  2月7日,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的举行了反歧视活动,亚琛工业大学现任校长乌尔里希·吕迪格出席,号召大家不要因为疫情而歧视亚裔。

  ……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校长Anton Muscatell手写的祝福信)

  苦难有什么意义呢?这或许是一个帮我们看清自己和他人的机会。退潮之后才知道谁在裸泳,苦难面前,普通人只要瞬间即可成为英雄。高尚者的初心是世俗生活,但这光辉,我们宁愿不要。

  世上最幸福和不幸的,或许是没有“如果”。我们不知道这场疫情什么时候才能过去,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但就像村上春树写的:“从沙尘暴中逃出的你已不再是跨入沙尘暴时的你。是的,这就是所谓沙尘暴的含义。”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相关身份细节已做模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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